不要再去欧洲出国打工吃苦啦！

来源：城市快报

　　黄发路活了六十三年，没念过一天书，认得的字屈指可数，但这并不妨碍他常常在电视上露面，就中欧经济形势侃侃而谈，一点不露怯：“欧元跌了，最高的时候能换12元人民币，现在才7元多。欧洲经济不行了。”

　　从外表看，黄发路和普通的庄稼汉并无不同，他身材敦实、衣着朴素，喜欢跑到村干部会议上凑热闹，在别人讨论的时候插几句话。黄发路是安徽省歙县棠樾村人，在皖南山区这个总共4000多口人的村庄里，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在欧洲出国打工，这座古村也渐渐成了盛名在外的“欧元村”。

　　三十多年前，许多像黄发路这样的普通农民，走出传统乡村，背负亲人的期望，前往陌生的欧洲创业，他们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的普通人。这一代移民者的故事，缩影似的反映出全球化时代中普通人的悲欢沉浮。而眼下，在“欧债危机”这个共同的难关面前，他们的困惑、抉择和追求，必将带给后继者以启示。

　　在村民们看来，在国内做生意，要靠头脑、攀关系、看运气，在国外只要勤奋就可以了。

　　偏居皖南山区一隅的棠樾村，初看之下与内地其他农村并无不同。

　　歙县华侨办公室主任向玉兰曾考证过“欧元村”的成因。清朝同治年间，棠樾村一带毁于战火，田地荒芜百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温州瑞安县发生大饥荒，一部分温州人逃荒至此，在当时的棠樾村、槐塘村和黎明村一带定居下来（后来都并入了棠樾村），并逐渐恢复了村落的生产和秩序。

　　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皖南山区千万座村落中，唯有棠樾村独树一帜地成为“欧元村”。对于温州人来说，这样的历史毫不陌生，“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温州，自古就饱受土地出产不足之苦，因而盛产冒险家和商人。向玉兰对他们的评价是：“天生有生意头脑，社会制度略有松动，就开始寻求商机。”改革开放初期，当周围的村子还在种植山芋的时候，温州人已经把山芋做成粉丝，在当地的农贸市场兜售了。

　　黄发路也“下海”了。他卖西瓜，最初几年赚得不错，但在1985年春末，由于雨水不断，地里的西瓜都烂了。“我想想，国内的生意真不好做，要不去国外混算了。”他说。

　　尽管对欧洲一点概念都没有，但黄发路没觉得这是件难事。村里的“出国潮”早就开始了，还诞生了两个传奇人物：一个叫郑朝荣，一个叫胡克毓。郑朝荣是村里最早出国的，他的爷爷二战时去意大利做劳工，战争结束后就留在了欧洲。1971年，爷爷去世后，郑朝荣就出国去“继承遗产”。根据国外陆续传回来的消息，郑朝荣在意大利坐拥惊人财富：“整整一座葡萄山都是他家的，这身家在意大利也能排上前十。”

　　相比郑朝荣，另一个传奇人物胡克毓的经历更具有可复制性。胡克毓文化程度不高，却是村里威望很高的“智多星”。1978年的某一天，他干农活时心情不好，“火起来把锄头一扔就去看报纸”，正巧看到了一条南斯拉夫总统访华的新闻。胡克毓就心血来潮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办了签证，落地南斯拉夫后又到了荷兰。通过开中餐馆，胡克毓白手起家，成了棠樾村第一位自个儿跑去欧洲出国打工并发家致富的村民。村民们无从得知胡克毓在外漂泊这些年究竟淘到了多少金，只知道“胡家没几年就盖了几栋别墅，但他走之前明明和我们一样住土屋”。

　　胡克毓无意中成为了同村同族人效仿的榜样。在村民们看来：“在国内做生意，要靠头脑、攀关系、看运气，在国外只要勤奋就可以了。”而温州人从来就不缺乏勤奋，正如时年39岁、几乎不识一个字、无意学习外语的黄发路，动了念头的当天，就给在西班牙开餐馆的外甥打电话：“我知道国外的生活苦，但不就是个苦嘛！”

　　“你永远不能忘了自己是黄皮肤、黑头发。非要学老外的结果只会中不中、洋不洋，傻得很。”

　　不过，当黄发路带着老婆、儿子终于踏上欧洲的土地时，这片预想中的财富乐园，还是带给他一种说不出的疏离感：“咋个说呢？在中国做生意也跑来跑去，但交流总是没问题的。到了欧洲，感觉完全不一样。”他们随人群出了机场，和举着牌子等候的外甥会合，随后去了外甥的中餐馆。在之后的好几年里，黄发路都没有出过门，西班牙阿利坎特这座美丽的旅游城市，留给他的全部印象仅限于厨房的空间。

　　十个月后，黄发路成为了外甥餐馆的大厨。因为看不懂菜名，他把餐馆里的280道菜编上号，井井有条地分配给手下的5个厨师。“那几年西班牙经济还好。”黄发路说，他通过餐馆的客流量来判断欧洲经济的走势，“我外甥那个餐馆一共也就一百多平方米，当时一天要接待上千个顾客。要是现在的光景能及上当时的三分之一，我们就笑不动了。”

　　1995年，带着出国打工几年攒下的工资（约合40万元人民币），黄发路提出了辞职。尽管外甥心里并不愿意放他走，但他依然向舅舅表达了真诚的祝福。不久后，黄发路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在欧洲做起了老板。

　　黄发路从未真正融入欧洲人的生活，他至今只能说三句西班牙语：“你好！”“谢谢！”“要买什么？”他对老外的评价充满矛盾：一边打心眼里赞叹欧洲人文明程度高，一边嘲笑他们“傻乎乎，又很懒，比不上中国人勤劳聪明”。但无论在国外待了多久，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始终坚持着一个信念：“你永远不能忘了自己是黄皮肤、黑头发。非要学老外的结果只会中不中、洋不洋，傻得很。老外再怎么和善，心里还是看不起你的。”

　　这样想的人不在少数，在漫长的漂泊生涯中，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文化冲突和随之而来的认同困惑。尽管他们很少能举出具体事例表明自己受到过什么歧视，但那种被排斥感似乎无处不在。

　　“欧元村”的人价值观正在静悄悄地发生着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得，中国比欧洲好。

　　2005年，黄发路决定“退休”，让孩子们继承他的事业。但这时发生了一件让他倍感挫折的事情，他的儿子和女儿并不愿意接手他的中餐馆，他们嫌档次太低，赚的都是辛苦钱。于是，女儿去了马德里开店卖灯具，儿子留在阿利坎特开高级时装店。

　　“反正我退休了，也管不了他们，他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吧。”说这句话时，黄发路还是流露出一种权威受到挑战的伤感。在子女的反复劝说下，他勉勉强强地接受了一个观点：中国人是时候去做些更高层次的生意了。

　　然而，2008年，发生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过的大事：金融危机。在这些天天看央视财经频道的村民们看来，新闻里突然天天念叨“金融危机”这个词，欧元汇率开始往下跌，孩子们打来电话，抱怨欧洲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黄发路赶紧飞到西班牙，那光景把他吓了一跳：“灯具在仓库里越堆越多，时装店里人都没有。孩子们说，老外没钱了，买不起东西了。”

　　“老外怎么会没钱的？”黄发路日夜苦思冥想，终于理出了一套自己的逻辑，“我觉得是跑过去的中国人太多了。比如我们村里，哪个过去不是赤条条，还背着一身债的？哪个回来不赚个口袋满满的？欧洲人懒，不肯好好工作，所以他们口袋里的钱就被中国人赚走了。”

　　事实上，尽管生意不如过去景气，黄发路还是为子女及时转型的决策感到庆幸。根据歙县侨办主任向玉兰提供的信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欧洲旅游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这使开中餐馆的老一代移民受到影响最大，不少人关闭了餐馆，重新走上了替人出国打工的老路。

　　还有一些人回到了中国，他们都深深地为故乡的变化感到震惊。这样的震惊，不仅源于整齐的道路和漂亮的乡村别墅，更源于这些繁荣之下，一些深层次的传统和秩序发生了改变。“欧元村”的人价值观正在静悄悄地发生着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得，中国比欧洲好。

　　“再过几年，胡克毓也好，郑朝荣也好，一定都会回来的。”黄发路说，“这里有我们的根，我们在这里长大。至于孙子孙女呢，我对他们说，不要再去欧洲出国打工吃苦啦！你们在中国读了书，爷爷再送你们去国外留学，那时候外国人看我们，眼神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