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岭后村80%的家庭--出国打工

    山东省莱西市姜山镇东岭后村一共有420户居民，其中有80%的家庭出国打工者,按照老支书麻同弟的说法，最多的时候一年里头能有120多个村民在国外。出国打工成了村民的致富经，东岭后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劳务输出大村，但随着部分国家对劳动力技能含量要求的提高、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等等，村民如今在外打洋工年收入平均下来只有6万元左右，“含金量”远不如十几年前了。

    80%的家庭 出车打工

    “这户是在澳大利亚打工的，临走前把楼房盖起来了，去了几年还没回来，房子也没装修。”“这家原来在韩国打过工，回来就盖起了楼房……”  莱西市姜山镇东岭后村党支部书记麻同弟总结说，村子由穷转富，关键就在1995年村子里开始兴起的出国打工热潮。

    热潮肇始于村附近的一家韩资企业，当年8名村民通过了该韩资企业的招聘面试，走出了国门。不久，那8名从韩国回村的村民便让乡亲们刮目相看：他们都成了万元户，有的甚至迫不及待地寄钱回家翻盖房子。村民们开始认识到，在国外干上一个月比在家种一年地赚的都多，等到再有韩国公司发来邀请函，越来越多的村民做出了尝试。第二家韩资企业再来招人时，带走了20个欢天喜地的村民。

    17年过去，村子里的420户居民中已经有80%的家庭有出国打工的经历。“我的大女儿和女婿都到韩国打过3年工，赚了20多万元。”麻同弟以自家为例说。

    足迹遍布亚非欧

    据麻同弟介绍，出国打工的村民中，年龄小的18岁，年龄大的50多岁，有的甚至全家出动。女的大多是干保姆、洗碗工或者车间工人，男的当瓦工、木工、钢筋工、电焊工等等，“技术含量普遍不高，有时缺啥工种就干啥工种”。当然，也有一些另辟蹊径的，一个在国外给人管理葡萄园的村民不久前跳槽到一个剧组给人跑龙套，也赚了一笔。

    出国村民的数量在增多，他们涉足的世界版图也越来越大。

    “澳大利亚、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阿尔及利亚、苏丹、韩国、日本、罗马尼亚、新加坡……”58岁的麻同书，慢悠悠地伸开双手向记者列举着村民们的打工所在地，10个手指头，显然不够用。在出国打工的村民中，还有几个办了绿卡。从1995年开始的“出国打工热潮”，在1998年及1999年前后达到高潮，最多时候村子里在外“打洋工”的有120个村民。2000年左右，一些村民转战欧洲国家，再之后，又有人去了非洲一些国家。但总体上，由于中介费较少，且距离较近，选择去韩国打工的仍占多数。

    “出国打工拓宽了村民的视野，也提高了很多人的素质。”麻同书说，很多出了国的村民不再像以前一样扯着大嗓门说话，不再随地吐痰。当村子里每隔200米设了一个垃圾桶后，一些村民即使绕远也会把垃圾放到垃圾桶里。

    每年至少90人出国打工

    在许多村民家的日用百货里，都能找到“国际化”的影子。澳大利亚的绵羊油、伊拉克的大枣、阿尔及利亚的香水、韩国的糖果……合同期结束，回到村子里的外出打工者，总会给七邻八舍带回一些外国特产。开始还很新鲜，但如今对于乡亲们来说，能收到一份国外的玩意儿已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儿。

    大家更看重的是打洋工的人们带回来的钞票。出国一次，打工村民至少也能带上5万元回国。他们有的以此作为本钱做个小生意，有的则养精蓄锐，继续出发。“出国一次，基本就能改善家庭条件了，之后一般不再会让家人出国打工了。”麻同书指着村口那家有二层小楼的中韩料理店说，那就是村民在韩国打工回来后开起来的。

    聚在街头聊天时，村民们经常讨论各国行情：一般情况下，去澳大利亚一月怎么也能赚1万多元；去日本一月能赚6000元至1.4万元；西欧国家一般是7000元左右；新加坡一般一月能赚五六千。

    村支书麻同书算了一笔账：一年至少有90个出国打工者，每人一年能赚6万元的标准计算，村民就能收入540万元。约占整个村子年收入的一半。

    ■特写 “国际蓝领”6年跑了3个国家

    刘云松是东岭后村较早出国打工的村民，至今还保留着随他进出国门的老伙伴——3个旅行箱。棕色的皮箱是1996年去韩国时买的。黑色的行李箱是2002年去阿尔及利亚前买的。看上去最干净的白格子行李箱，是2009年去苏丹时买的。这三个箱子与他的三本护照一道，见证了刘云松从25岁开始的三次出国经历。

    第一次赚到一套房

    时间：1996年～1997年

    地点：韩国

    工作：操作工 总收入：7万元

    刘云松在家里排行老幺，上头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父亲去世早，家境贫寒。1996年，25岁的刘云松定下了一门亲事，但他从事的保安工作养不了家，正巧碰到村子周边的一个韩企有招工去韩国的名额，他报了名。

    “厂里给了一盒烟，上面有个英文单词‘this’，前面面试的5个人都不认识，我刚好认识，就被选上了。”当年夏天，刘云松辞别母亲和未婚妻，去了韩国一家火腿加工厂当车间操作工。

    火腿肠加工厂也分淡旺季。淡季时，有双休，每天只干8个小时；旺季时，通宵是常有的事儿。平均下来，这一年里，每天工作在11个小时左右。1997年11月，带着7万元所得以及韩国的酒水糖果等特产，刘云松“荣归故里”。他还记得，在当年，这笔钱能在莱西买上一处78平方米的楼房。

    非洲打工收入下降

    时间：2002年～2005年

    地点：阿尔及利亚

    工作：电焊工 收入：6.8万元

    回国后娶了亲，刘云松到村子附近的鞋厂上班，一个月有八九百块钱的收入，妻子则操持着家里的三亩地。每年基本上都剩不下什么钱。这样过了5年，刘云松又有了出国的念头。

    那个时候，去韩国、日本以及欧洲等国家已经不是很容易。“这些国家的公司更喜欢招收有特长的或者能干高技术含量工作的人，比如建筑电焊。”刘云松说，到济南的公司参加了一场简单的考试之后，他于2002年夏天到达阿尔及利亚的一个项目部当起了电焊工，收入比起在韩国时有所下降。

    在那里，刘云松第一次在街头看到了荷枪实弹的军人。休息时也不敢随便在街上逛荡，只敢往有警察站岗的闹市去。

    28个月下来，刘云松赚了8万元钱。除去1.2万元中介费，一共进账6.8万元。

    冒险在苏丹做电焊工

    时间：2009年～2011年

    地点：苏丹

    工作：电焊工 收入：14万元

    “1月28日中国29名人质被劫持的事发地，离我当时工作的项目部也不远。”看着电视里的新闻，刘云松一脸平静。2009年7月，他去了苏丹。

    “手里拿着羊鞭，腰间别着手枪。”刘云松说，看到那里的普通老百姓都有武装，市场上还有买卖子弹和枪支的摊位，着实被这阵势吓住了。在那里，部落之间常有冲突，凭借枪支解决也是常有的事情。除了战乱频发之外，刘云松在苏丹面临的另一大考验就是饮食问题。“那里肉食多，蔬菜少。一个卖土豆的摊位只卖七八个土豆，得找三四个摊位才够员工们做饭吃；一个小西红柿得十几块钱。”

    在苏丹的两年打工经历，刘云松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危险。与此同时，家里的人也为他的安全担忧。2011年赶在中秋节前，他带着14万元收入，以及几袋子他们称之为苏丹红的当地红茶和两块苏丹黒木回国。他打算着，拆掉家里的旧平房，把楼盖起来，“跟上村子里的形势”。

    风光难掩心酸“暴富神话”破灭

    “国外打工赚钱多，但与在自己国家里干活的心情完全是两样。”虽然常常以村民出国打工增收为荣，但老支书麻同弟也知道，背井离乡的乡亲们赚的都是“辛苦钱”。

    村民们首先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不通、难以融入当地社会。

    6年里出了 3次国的刘云松 ，如今仍然对韩语与阿拉伯语很陌生。看到29名被劫同胞回国的新闻，他不禁感慨说，那个用阿拉伯语和绑匪沟通的石家庄小伙子很不简单。

    三年前，去苏丹时公司发给他们200多个简单词汇的两张纸，被刘云松压在箱底很少拿出来。诸如对不起、谢谢、钱、发票等词语在阿拉伯语里的发音，都在后面用汉语进行了标注。其余的那些，则是工作中用到的“钢模板”、“刀子”、“砂浆”、“空心砖”之类。仅凭这些，与当地人顺畅沟通显然是很困难的。

    另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村民出国后做的也多是当地低收入、低技术含量、高劳动强度的工作。为了多赚些钱，很多村民甚至会在本职工作以外再打一份工。至于如何规避职业风险加强自我保护，常被村民们忽略。当被问及劳动合同中是否有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纠纷和争议处理及工伤亡事故处理等条款时，去过罗马尼亚、韩国的村民乃至有3次出国经历的刘云松无一例外地都答不上来。

    对于在家坚守的家庭成员而言，亲人出国打工也是一种考验。

    “一家子留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在家，总是不安全”。村民麻施铎说，出于保证家庭安全的考虑，如今出国的人也不会特别声张。

    近年西亚北非的政局动荡，让部分前往这些地方打工的村民更加忧心忡忡。

    收入降低、风险增大，苏丹人质事件发生后，在泰安市的韩冯刘社区，出国打工的暴富神话已经开始破灭。当地居民说，这两年全球经济危机，包括去日本、韩国在内的国家都开始不好挣钱了，一年能攒下来十来万元就算是很好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