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人在日本做按摩师的经历

　　在东京，记者碰到了一位“东北老哥”。

　　四川人坐在一起，要“摆龙门阵”；上海人坐在一起，要“吹牛皮”；北京人坐在一起，要“侃大山”；东北人坐在一起呢，自然就是要“唠唠嗑”了。

　　光唠嗑似乎不过瘾，还要喝上两盅。不过，他说中国的白酒已经不能喝了，因为“劲太大了”；日本清酒也不能喝了，因为“喝了以后上脑子，第二天都不清醒”；现在能喝的只有洋酒了，“而且这洋酒就是好，喝了不上脑子，第二天还脑子清醒，价钱越高的越好喝”。

　　那就喝吧。有人说，壮年男子喝酒，就像一头扎进了《春秋》，能喝出满脸的凄凉与沧桑……

　　闯关，难在闯人格的心理难关

　　在中国东北那个县城里，他的工作是牙科医生。这活儿，如果是在日本干，要发大财；在中国干，特别是在中国北疆的偏僻县城干，油水就不大了。碰上被牛把嘴裂豁了的农民老汉，没有钱也得给他治。

　　空下来的时候，他总爱看点医学以外的书。人，只要读书，眼界就会开阔，对现实就会不满。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在贫困的国家，读书人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他的“不安定”则更多地表现在向往外国的生活上。

　　拜托在韩国的亲戚，他先到韩国探亲3个月，又带着老婆孩子到日本旅游了半个月。书本上讲的内容和现实中的生活一对照，他好像明白了些什么结果，又托韩国的亲戚，为他办理了到日本语言学校读书的手续。

　　出国的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出去之前，首先考虑的往往是到异域后要采取的生存手段。他知道日本不允许外国来的牙科医生任意开业，便拜师学习按摩。一个月的时间，花费了3000元人民币，把当地按摩师积累了几十年的那点“真招”都学到手了。

　　到日本后，经人介绍，他先到一家饭店打工。饭店里规定每小时工资是750日元。可是，店长说：“你不懂日语，每小时只能给700日元，每天让你干5个小时。”他却直愣愣地说：“你付这点工资，让我连学费都交不起。你不能每小时给800日元吗？’店长听后气得有点找不到北，忿忿地说：“你交不交学费跟我没有关系，我这里不是福利机构！”他也干脆，两天后跑了。

　　接着，他到一家“扒金宫”店打工。工资倒是不低，每小时1000日元，可是一天走下来，脚底下像有万针穿刺，疼痛难忍；工作时的噪音更是震耳欲聋，把大脑搞得昏沉沉的。特别是那一直播放的铿锵有力的昔日战争年代的《海军进行曲》，更让他觉得刺心。一个月后，他又辞了。

　　再接着，他到一家卡拉0K店打工。工作是蛮轻松的，可是没有客人的时候，老板也不让人坐着，老板说：“给你的钱里面已经包括站着干活的钱了。”这个让他生气不说，那些唧唧喳喳挥手叫他换烟灰缸的日本年轻女性，又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我凭什么要伺候这些日本小丫头片子呢？”他心里这样想，干活就不痛快，不久又辞工了。

　　中国人，自费出国留学，不仅要闯经济难关，更要闯人格的心理难关。为了获得生存下去的日元不得不丢掉宝贵的自尊心，不得不丢掉珍贵的面子。在这个闯关的过程中，还会感受到两种思维方式、两种工作方法、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现实，常常逼迫着企望改变现实的人首先被现实改变。这种改变的对错得失暂且不谈，其心理的痛苦程度恐怕是让每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都铭心刻骨而终身难忘的。

　　制邪，他相信“恶狗怕粗棍”之说

　　他终于找到了一份按摩的工作。按理说，他该安定下来了。没有，他没有安定下来，反过来要给自己的妻子办理手续，让她也来日本。为什么一定要让妻子来呢？他说，不是要有福同享，也不是要有苦同当，是“要过夫妻生活呀，这是基本的人权”。

　　他采取“绕道迂回”的战术。先给妻子办理日本语学校的入学手续。第一次没有批准下来，第二次又没有批准下来。他急得揪住校长的脖领子询问原因，因为交上去的报名费和手续费不仅仅是钱，更是他的血是汗啊！

　　这种事情，急也没有用。他利用工作中接触客人较多的条件，开始寻找假结婚的途径。一天，在给一位年轻的女客人按摩时，他问能不能帮助他找一位这样的人物，他愿意每年支付70万日元。这位客人倒也痛快，问：“你看我合适吗？”

　　他愣了一下，这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吗？行呵！拜托啦！他到了这位女客人的家，和这位女客人、女客人的父母一起照相，一起吃饭，反过头来让妻子在国内办理了离婚手续。

　　不久，他拿着这些作为“爱情证据”的照片和区政府的结婚登记证明书到东京入国管理局申请“日本人配偶者签证”去了。富有经验的入管局审查官看了材料以后，突然问：“你们在哪里睡觉？”他没有准备这个问题，匆忙答道：“在她家一楼的房间。”紧接着，审查官又给女方的母亲打电话，对方的回答是：“她们在二楼的房间睡觉。”审查官放下电话后，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呆住了，突然变得一下不会说日语了。已经拿到钱的日本“妻子”替他圆场，说他“日语不好，经常把数目搞错了”。算他运气好，审查官居然给他盖章了。可是，从入管局出来，他就一直往厕所跑。

　　接下来的事情他不愿意多说。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国，最后把自己真正的妻子当做自己的妹妹按探亲手续办来了。记者问他的妻子：“他让你在国内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你担心吗？”他妻子莞尔一笑，颇有信心地说：“打小儿一堆儿长大的，不担心。”真是我们中国的东北人啊！

　　妻子来了，他回归到妻子的身边，又想出新主意，要办理到加拿大的移民手续。结果，他受骗了。103万日元交上去了，3个月后不见有任何动静。他登门去找，人家说：“办的人太多，你要再等一等，等多长时间说不定。”他脸一沉，又火了，说：“你把钱退给我吧，我不办了。”对方说：“退钱的事情需要找我们的老板商量，老板现在在美国。”他回：“我是打酒的跟提瓶子的要钱。你说你还不还吧？你要说出不还了，我也就不要了。不过，我总得要你一只胳膊和一只耳朵。你不算亏吧？”

　　对方看看他，心里知道今天碰上倒霉的了，还硬着坚持了一下，说：“这里不是中国，是日本。日本是法制社会，你有事可以去找警察呀！”

　　他脖子一拧，说：“要找警察，你去！你就说有人要断我胳膊切我耳朵。我坐这里等着。”

　　实话实说。日本东京都内的中国人骗子当不在少数。不知有多少受骗者，在他们如簧的舌嘴面前束手无策，遭受损失。许多人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怒问道：“你们有本事的话，为什么不去骗日本人呢？”殊不知他们的本事就是骗中国人，骗自己的同胞！

　　但是，在这位东北大汉面前，瘦小白皙的骗子额头出汗了，哆哩哆嗦地说：“一个星期以后你来拿钱吧。”

　　这次，对方没有失约。钱，如数退还了。

　　还有一件事情。他和妻子常常去玩早场的“扒金宫”，为了占据有利位置，两个人在排队时总是分开一段距离。后来，他发现一个日本男人每每喜欢站在他妻子的后面，做一些龌龊的动作。一天，他把这个日本人从队伍里面揪出来，带到偏僻的一边，问他：“你每天看报纸的社会版吗？”

　　没有等他动手，这个日本人的裤管和脚下都湿了。

　　对于他的莽撞，对于他的粗鲁，对于他的独行，人们是不能首肯的。他采取的是以邪制邪的方法，用他的话说是：“恶狗怕粗棍”。（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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